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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珩:跳出地域局限 系统细致地研究北京多元文化
发布时间: 2020-04-07    点击率: 363     文字显示:       保护视力色:杏仁黄 秋叶褐 胭脂红 芥末绿 天蓝 雪青 灰 银河白(默认色)   
 

    赵珩,1948年生于北京。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多年来从事文化史、北京史、戏曲史的研究,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百年旧痕》《故人故事》《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等。
【名家话文化】赵珩:跳出地域局限 系统细致地研究北京多元文化
  记者:在北京这座城市出生、成长和从事学术研究,身在其中,您如何评价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她的文化氛围给您带来什么影响?
  赵珩:从我太高祖这一代起,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去外地做官,家族基本上就都在北京了。我的高祖、曾祖这几代,虽然在北京也不算特别显贵,但从定居北京开始,就算是居住在北京了,过得比较安定。我祖父从1929年起,就一直没有再离开过北京。我是1948年12月24日出生,从此成长、读书、工作都在北京,对北京这个城市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的家族跟中国近代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我曾祖这一代,在清末九个封疆大吏中,我家就占了两席。我曾祖的哥哥、我的伯曾祖赵尔巽,在清末曾做过东三省总督,民国初,作为清末遗老,他希望能领修《清史稿》。没有经费,他通过和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弄了点经费,成立了清史馆,从1915年起一直从事《清史稿》的修订。1927年,他已经84岁了,只好将手头书稿仓促成书,所以它不叫《清史》,因为本质上它还属于一个稿本,有待于修订和完善。我的亲曾祖赵尔丰跟辛亥革命有着密切关系,过去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说他是镇压辛亥革命的刽子手,但是现在称他为“沉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因为他在西藏的治理上实行了铁腕政策,施行改土归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打击了国外尤其是英国势力对西藏的染指,所以现在对我曾祖的评价也很客观了。
  生于斯,长于斯,我对北京这座城市十分熟悉,对北京的一些问题也相对比较了解。我一直很不赞成北京有一些人天天排斥外地人,动不动说什么这才是北京的,那才是北京的。历史上,北京一直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城市,例如朱家溍先生是浙江萧山人,王世襄先生是福建闽侯人,启功先生是旗人,祖上也是关外的,但他们都是北京人,都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没有谁会是永远的北京人,往前推两三代、四五代可能都不是,但后来都变成了北京人,甚至成了北京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一向很反对北京人和外地人的说法,外地来的人,只要在北京生存下来,将来都会变成北京人。北京的文化也是由全国各地文化综合而成,包容性很强。
  记者:我们国家给北京的定位是“全国文化中心”,在您的心目中,全国文化中心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和作用?
  赵珩: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理解的全国文化中心有两层含义。
  例如,从绘画角度看,中国绘画的中心从南北朝以后就基本全部在江浙一带。汉唐时候的首都长安在陕西关中地区,文化中心也基本在那一带。东晋南迁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一部分文化也转移到江南。所以江浙长三角地区、苏松杭嘉湖地区,是自东晋以来我们中国重要的文化所在地。这是士大夫文化、知识阶层的文化,抑或是单纯的绘画艺术等方面的文化中心。要想知道真正中国文化最美好、最深邃、最有意境的表现形式,只有在江南文化中寻找。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中心。
  还有一种意义上的文化中心,就是因政治中心而成为文化中心。比如北宋的汴梁(今开封),南宋的临安(今杭州),元以后的北京,其政治中心属性使其同时也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当政治中心到了北京以后,中央机构都设在这里,要从政、做学问、求学,全国各类人才势必都要集中到北京来。还有很多教育机构也设在北京,尤其是民国以来的教育,像北大、清华是国立的,燕京辅仁是属于教会的,朝阳大学属于私立,这些学校都跟中央的政治中心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一些大的文化活动也会在北京举办,这就是政治中心造成的文化辐射和资源集中。甚至有时候当其不再是首都了,但仍然可以是文化中心。比如说1928年6月21日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北京不再作为全国首都,而是成为了北平特别市,政治中心移到南京,但因为长期的影响力,北平仍然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所以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是紧密联系的。
  文化的内涵也在于如何理解。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女孩子穿衣服都要效法上海,因为上海最时兴、最新潮,年轻人都追上海潮流。而在今天,北京自然是我们的文化中心,因为所有的政令都出于北京,中央机构设在北京,国内很多一流大学也在北京,一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我国的文化中心不言而喻,也是必然。从政治中心的角度讲,从元代到今天,北京已经有800多年政治中心的历史的建都史,也造就了她今天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记者:您对戏曲颇有研究,是戏曲史方面的专家,请您谈谈您对北京戏曲发展的沿革、现状及传承等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赵珩:最开始的戏曲从根本上说是属于高台教化,既有娱乐性质又有教育意义。北京的戏曲始于元代,元杂剧兴于北方,北京和元大都的很多戏曲作家大部分是大都人,还有一些是山西人。
  南戏和元杂剧是南北对峙的两种艺术风格。南戏流行于江浙,元杂剧流行于北方。元杂剧是从元代的散曲开始形成套曲,再演变成故事。像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白朴这些元杂剧名家,基本都是北方人。《录鬼簿》里边记载了一一两百多位的元曲作家,绝大部分是大都人和山西人。所以元代杂剧在北京的流行时间很久,和南戏在时间上是对应的。文学史经历汉赋、唐诗、宋词,元代又从散曲到杂剧,王国维说评价元杂剧“足以当一代之文学”,说明元杂剧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戏曲从前有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和昆山腔四大声腔,昆山腔是四大声腔里的小弟,但是后来发展得最好。
  海盐腔和余姚腔出自浙江,现在基本上都消亡了。弋阳腔是江西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它源于江西,但江西没有保护好它,明代北上到了河北,河北倒是保护了弋阳腔,慢慢变成河北高腔,后来又变成京高腔。所以弋阳腔是经北上以后才转化成北方地区戏曲的。
  四大声腔中后来居上也最重要的就是兴盛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昆山腔。昆山腔的形成有两个重要人物值得铭记,一个是音乐家魏良辅,他把流行于江苏一带的昆山腔细化,形成非常细腻的水磨调,因此后世不能忘记其对于声腔改良的重要贡献。当然,光有声腔不行,还得有演出的内容,所以第二个不能忘的是梁辰鱼,他首次用昆山腔改编了传奇《浣纱记》,讲范蠡和西施的故事,这也是昆曲传奇的奠基之作。好的声腔、好的剧本,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后来昆曲在全国的流行。
  但到当时的昆曲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不仅在江南地区,昆曲北上到了北京后,明嘉靖年间北京城里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收拾起”是昆曲《千忠戮?惨睹》中建文帝所唱名段【倾杯玉芙蓉】曲牌的第一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不提防”是昆曲《长生殿?弹词》中乐师李龟年唱的名段【一枝花】曲牌的第一句“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这么雅的东西,连贩夫走卒都会唱。昆曲在北京的流行使得许多文人开始创作昆曲剧本,所以明嘉靖以后创作了大量唯美的传奇,像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的唱词真是非常美!
  前几年我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曾在西湖游艇上一起做了个小型讲座,他在前半段讲西洋古典音乐,我在后一段讲元杂剧到昆曲。他说公元九世纪以前,西洋人演奏的音乐今天没有办法考证了,我也讲了元杂剧当时的声腔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已经完全不知道了。有人提出,今天关汉卿的东西不是还在舞台上演吗,像什么《窦娥冤》《单刀会》《林冲夜奔》。其实这只是用昆腔去演唱这些剧目,而不是原本的元杂剧声腔。原来剩下的内容可能还有一点,但只是弋阳腔流传到河北以后,用高腔去演一些很悲壮的昆曲或者元杂剧的剧本。比如说元杂剧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其中一段【新水令】完全用河北高腔去演唱,最后悲壮得不得了,例如“大江东去浪千叠,驾着这小舟一叶”到最后的感叹“这哪里是江水,分明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还有一些很悲壮的东西,南昆虽然也演,但是北昆演出更为高亢。所谓北昆就是北方高腔,如《夜奔》。
  当时不仅昆曲到了北京,河北的高腔、梆子腔都到了北京,所以从明代以来,北京的戏曲演出很是兴盛,首先是宫廷演出,其次是士大夫家里蓄养的戏班演出。私人蓄养的戏班在宅第中还可以借来借去。像《红楼梦》里面的芳官、藕官、琪官等都是家养戏班的人。当时还有一些营业性演出。清代康熙时候管除昆腔以外的其他任何剧种都叫乱弹,也就是所谓的花部;昆腔是正声,也叫雅部。花部的乱弹和雅部的正声,形成了对立。但是从官方的角度,是贬低花部乱弹的。康熙时候发过两道上谕,雍正时候也发了两道上谕,禁止旗人子弟到戏楼、茶园去听戏,怕他们声色犬马,不务正业。但到乾隆五十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徽班、汉调、梆子腔都进京给乾隆八十诞辰祝寿演出,自此,昆曲也逐渐衰落,乱弹逐渐兴起。现在有些人讲京剧有220年的历史,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京剧没有那么长的历史。徽班进京绝不等于京剧就形成了,这中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今天看到的京剧,形成期应该是在道光、咸丰时期。而且原来没有京剧或京戏的名称,这个词出现得很晚,到了光绪末年才被从上海称为京班大戏或京戏。原来的京剧就叫皮黄,就是汉调的西皮腔与徽调的二黄腔,徽汉合流形成皮黄。还有很多其他的声腔,比方说四平调、南梆子,各种声腔共同形成了京戏。
  皮黄在北京最早流行于市面上一些营业性演出,宫里面还是唱一些节令大戏或者是昆腔。到咸丰以后,逐渐连皇上也喜欢皮黄的声腔,尤其慈禧时代,故宫里面存的升平署档案记载当时虽然昆腔还很多,但演出越来越少,皮黄演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清初,北京人人都会唱“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到了后来无论贩夫走卒都会来两句《打渔杀家》肖恩的“父女打渔在河下”或《空城计》诸葛亮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就是京剧渐渐在北京取代昆曲地位的证明。
  戏曲从二元素论(观众和演员)发展为三元素论(演员、观众和戏曲文学)。再发展到后来的四元素论(演员、观众、剧本和剧场、舞台)。剧场和舞台是戏曲的载体,无论是希腊式剧场、罗马式剧场,都得有一个演出场地作为戏剧的载体存在。北京最早的戏曲载体是茶园,以喝茶为主,看戏为辅。逐渐地成了看戏带喝茶,茶园就成了变相的剧场。最初女性不被允许去茶园看戏,到清末民初妇女才可以进去和男性分坐观剧。后来开始有了营业性的剧场,北京最早有预售票和正式座位的剧场,应该是1921年~1922年建的两个重要剧场,一个是珠市口的开明戏院,解放后改叫民主剧场,2000年被拆了;还有一个是真光戏院,就是今天东华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剧场,是那种巴洛克式的建筑。有镜框式的舞台,当时是对号入座,有预售票制度,不实行男女分座,而旧式的茶园舞台则是三面看戏的倒品字形舞台,这在当时十分先进。
  1961年,当时13岁的我对戏曲非常热爱,寒暑假加周末,一年大概能有近200天的时间去看戏。人民剧场、虎坊桥北京工人俱乐部、吉祥戏院这几家是我经常去的。直到今天,我在北京所见的最好舞台是1954年建的首都剧场,不管是从声音效果还是从舒适度来讲,都是最好的。而且人艺演员演戏是不用麦克的,都用真声。戏曲演员以前也都不用麦克,现在演员身上都有个微型话筒,确实影响妆容,但他们可能也是没办法,一是现代戏曲演员普遍功力不够,第二也确实有客观的因素,我们现在剧场太大,过去能坐500人、600人就不错了,现在动不动就是一两千人,演员无法、也达不到用真声演唱。所以剧场和舞台的变化跟戏曲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另外,我还挺反对现在长安大戏院目前的桌座,看戏时候又喝茶又吃东西,这是一种陋习,是对演员的不尊重,对艺术的不尊重。而且茶座很硬,坐着又不舒服。但从个人观点出发,我还不赞成对戏曲极度改良。有很多东西,因为历史的原因让它成为小众,它就是小众的。比如昆曲,像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进大学校园当然是好事,但是戏曲用交响伴奏或者说念白过于话剧化我不太赞同。像京剧,本身就是程式化的东西,和现实生活有距离感,不能像话剧一样写实。过去梅兰芳、尚小云都排过一些时装戏,但都没立住,能立得住的还是那些传统剧目。京剧本身有很多东西是昆曲没有的,但京剧跟昆曲也是没法比的。京剧相对比较俚俗,有些词根本是不通的,什么“与爷带过马能行”,“将银放在地平川”,什么叫马能行,什么叫地平川?都是语义不通,为了押韵赶辙随意写的。南方昆曲的白口是苏白,绝大多数是入声字。北方基本没有入声字,说句笑话,入声字大概就一个,赶大车的吆喝马“驾”,这是个入声字,出去以后马上收回来。戏曲的改良,把好多传统的东西都改掉了。反观日本的歌舞伎,日本就是把它作为一种传统艺术来保存的。因为它有很多礼仪感,一些年轻人结婚,除了婚宴,其中一个仪式就是新婚夫妇要去看一场歌舞伎。
  记者:作为文化史和北京史研究的专家,您觉得现在北京的文化建设中是否存在不足?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赵珩:首先,我认为当前对北京文化的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我不赞成两种提法。
  第一,我并不赞成“老北京”的概念。这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什么叫老北京?是从周口店时期起就算老北京,还是从明代起算老北京,或是清代开始算?民国时期算不算老北京?还是上世纪50年代之前生活在北京的就叫老北京?实际上,在这里生活上三代,都会成为老北京。但也有不少几代居住在北京的人都不一定对北京文化有所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无法界定的概念。
  第二,我不赞成“京味文化”的提法。为什么要把北京的文化突出“京味儿”?天桥、糖葫芦、北京话,小吃、包括一些民间的、下层社会的礼俗都摇身一变成了京味文化的代表。尤其是一些作家现在鼓吹京味文化,实际上有些根本是子虚乌有。在北京,例如越是上层社会在礼仪方面越不是那么讲究,越没有那么多男尊女卑的问题,只有下层社会妇女地位才低。《红楼梦》里祭祖,虽然贾敬、贾赦、贾政三人都在,但是主祭依然是贾母,没有谁会说贾母是女的,没有资格主持;北京的大宅门里基本上很多还是女的主事。但现在我们谈到的京味文化,很多都只是下层文化,只是北京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人会说北京人油腔滑调、眼高手低,动不动就我们北京怎么怎么,实际能力却没有,是因为这些社会的陋习现在反而成了北京文化的代言。但这不能代表北京真实的文化,北京的文化绝不是这样的。对于北京的文化整体来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北京文化”。
  2003年5月我和上海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在上海有一个对谈,就是北京文化与上海文化的比较。在文化上他和我都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他也反对海派文化的提法,他谈到了很多上海文化的形成,比如说上海开埠以来的上海文化如何形成;我谈的是北京文化的形成,包括北京的教育等等。可惜我们5月29号谈完,不久上海和北京就发生非典了,结果这个录音丢失了。我在上海也讲过好几次经北京文化与上海文化的比较,北京和上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上海开埠以来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从华界到租界有着不同的文化。有人说上海是石库门文化,这绝对是不全面的,就像说北京是京味文化一样。因为上海不仅有石库门,还有租界、华界,各种文化集中交汇。而且上海是三个方向的人集中过去的:由于太平天国战乱,杭州人北上到了上海,安徽人东进到上海,苏北人南下到上海。苏北人在上海人基本上是劳动阶级。所以上海是一个外来文化综合形成的城市,她没有什么界限,非常开放。
  关于北京文化的与研究方面,我觉得还缺乏系统性,除了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外,对于其文化成因和人文研究还有待于加强。
  第一,我们目前对北京文化的研究,比较偏重于城市历史形成与规划方面。当然地域文化和人文地理文化我们也有,但是不系统不细致,文化研究过于偏重于民俗研究。民俗不是不可以讲,但它只是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更不能代表整个北京文化。北京首先是政治中心,作为首都,高端的人群都聚集在这里,既有宫迁文化,也有旧时代士大夫文化,当然也离不开市井文化,是多元组成的,不是单元文化。现在一说到北京文化,动不动就是北京的小吃、烤鸭、民间艺人、曲艺、天桥……这些东西太表面化,不能完全代表北京。对于北京,与其说“京味儿”,不如更适合用“北京文化”这个词来概括。
  原上海社科院院长熊月之先生曾著有《上海通史》,也著有《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他将上海的形成与近代社会形态做了结合性的研究。北京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孤立的。今年上海书展有一本《上海马路的24小时表情》,这个切入点就很好,书中选择来了上海二十四条重要的马路,既有这些马路的历史掌故与人文情怀,又有今天这些马路的生活状态,使读者了解这些马路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感到一个城市在静谧中充满的活力。对于北京文化研究来说,也缺乏这样的灵动思维。很多研究需要数据支持,但北京在不同时期的物价、就业、教育、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研究还都不够全面,整个城市文化不够深入。北京在资源的集中上理应超过上海,起码不输于上海。所以北京在城市文化研究上还应该进一步开放思想,借鉴其他城市的好经验,增强研究的学术性,增强对于其他资料的消化与整合,把北京文化研究做得细致而系统。
  现在对于元大都的研究和城市中轴线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对于明代北京内城与外城的建设与演变的研究,也有待于更加深入。我们现在说的外城就是过去的崇文区和宣武区这两区,这是明嘉靖23年才修建的,本来想把北京整个包起来,由于经济力量不足,因此明后期和清代北京就被造成了上面正方下面长方的“凸”字形格局。北京也可以和世界所有城市横向比较。像新兴城市华盛顿、纽约,古老城市巴黎。巴黎给我的感受就是,要是想要现代城市人生活,就去拉德芳丝那边;如果了解真正的巴黎历史,就在塞纳河两岸,100年前去跟现在去基本没有区别。右岸有钱,左岸有脑,在德斯岛有一个100多年历史的莎士比亚书店,两层小楼,百年来也就是适当的维护,100多年来没有任何的变化,很多名人的脚都踏上过这个地方,像海明威、萧伯纳这些人都去过。北京作为历史同样悠久的古城,要研究一下像巴黎、伦敦这些古老城市的建筑是如何保存下来的,甚至包括圣彼得堡。
  另外,好多城市都有水域,北京现在就没有贯通全城的水系。俄国圣彼得堡有涅瓦河,英国伦敦有泰晤士河,法国巴黎有塞纳河,每一个城市河流两岸都在述说着历史。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白夜》就是一个24小时在涅瓦河边上的故事。
  城市的发展和文化都永远是流变的,我们对文化的定义,总是定义为“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一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称之为文化”。这话没错,但是只说了半句!“文”是讲具象的东西,但“化”是动词,是一种产生、衍进、发展、流传的动态过程,所以对文化正确的理解是一个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组合,它的发展流传以及它发展流传的演变。北京人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是北京也是一个流动的城市,永远在换血,永远在流动,文化的好尚和流行都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背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符号。文化不是一个凝固的状态,一句话也不能概括出北京文化。认为清代、民国这些时期都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文化,那是错的。北京在1928年6月21号不再作为国家的首都而称为北平,政治中心转移,在那以后的北京确实有一种落寞,但是北京的文化依然保存下来了。无论是泰戈尔、萧伯纳他们都到过北京,都必须要看到中国最传统的东西。我们的清华、北大、燕京、辅仁都是在北京,从教育上来讲,全国各地的教授,真正是老北京的很少,没有哪个教授是说一口京片子的吧?他们都是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
  城市离不开空间,也离不开这个空间里的人,离不开人的思想演变和由于政治影响的城市变局。因此还有一个文化研究方向是,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全国的文化人集中到北京,由于政治的因素,这些文化人是如何生活的。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像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都曾经在北京生活过,他们对于北京文化有些什么见解?林则徐是福建闽侯人,龚自珍也是南方的,这些南方的文化人在北京的流动性生活如何?可以做些这样的调查研究。鲁迅兄弟都在北京生活过,鲁迅在北京生活了十来年,鲁迅、周作人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文化研究一定要多关注人文方面的因素。
  从文学作品来说,老舍的《骆驼祥子》只是写到北京的局部,是北京的下层社会。《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都是描写北京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的。《二马》是写在英国的生活,《月牙》是写济南的底层生活,不能说老舍的作品就代表整个北京生活了。曹禺对天津更为熟悉,《雷雨》《日出》都是以天津为背景的,另一部《北京人》是写北京没落宅门生活的,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不很成熟。除了文学史上记载的作家,北京还有很多作家,包括敌伪时期的梅娘、陈逸飞、耿小的、杨六郎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写过北京的不同社会层次。北京不要排外,也不可能排外,更没有排外的理由。我很反对有些人排外,也不愿意提所谓的“京味文化”这四个字。北京现在需要跳出一个狭隘的思维,跳出“京味文化”的圈子,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北京文化整体形成与发展。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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